关于王小波的十个问题

© 房伟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© 黄平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
　　1．你是否认为王小波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，王小波的文学遗产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什么？

　　房伟：思考有关王小波的问题，我的身份是双重的。从个人情感而言，我认同这样的判断，王小波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。但从研究者角度考虑，我又不能简单地下这样的断语；因为这牵扯到文学资源、文学生成形态、文学话语的地域表证性等问题。但无论如何，王小波都应该是当代中国排名在前五名的作家。 
　　王小波的文学遗产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很多方面的。王小波将一种具有强烈主体介人性的“个人主义”灌注入了中国文学，这种“中国式的自由主义”，受到九十年代泛滥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，但也有着源自中国问题本身的特殊性。这种自由主义，解决的是中国文学之中民族国家与个人的关系，个人与革命文化、后革命体制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命题。这是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大事。“五四”现代文学以来，中国文学一直被民族国家叙事的焦虑纠缠着，过量的压抑又在1990年代导致了过量的解构出现。而王小波的作品，恰恰是对“五四”文学以来现代文学发育的“补课”，又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，中国文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路径与可能性。他为中国文学找到了一种不同于主流叙事的主体性的表达方式。这也让他有别于王朔之类的作家。王小波的存在，对后现代主义而言，可以说是一种启蒙的复古；而对于体制化文学而言，又是一种极大的创新。他的作品，是对体制化的文学生态的反省，也是对中国文学形态的丰富。

　　黄平：王小波是我在当代文学范围内最喜爱的作家，最重要与否看在什么维度上比较。在当代文学如何将时代的精神症结转化为文学叙述的意义上，我觉得他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。比如《万寿寺》对于“自我”与“虚无”的回应，建构了一座当代文学最高阅读享受的叙述迷宫，这样的小说罕有匹敌。 
　　对于当代文学而言，我觉得王小波带来了一种真正“自由”的叙述，但对于王小波这笔文学遗产，我们可能消化得还不够。很多时候我们对于“自由”的理解比较简单化，我们不能仅仅在“自由主义”里来理解“自由”，王小波的“自由”要远远宽广得多。

　　2．今后文坛，还会有第二个王小波吗？

　　房伟：王小波是独一无二的。但王小波的写作精神和文学传承，已经渗入到了中国文学之中。但另一方面而言，由于文学体制的力量，在新世纪之后，并不是一种更放松的状态，而是变得更加强大，我对类似王小波这样的“异质性”作家的产生，也表示怀疑。

　　黄平：我觉得不会有，就像我们也没有第二个鲁迅，第二个张爱玲，尽管有很多作家模仿鲁迅或张爱玲。大作家都是唯一的。当然，王小波文学的一些皮毛，会有很多作家模仿得神似，比如流行的戏谑调侃的文风。但这种相似只是表象，我觉得并无意义。

　　3．对中国文学而言，王小波有哪些异质性？你是如何看待文学史视野之中的王小波？

　　房伟：表面上看，王小波似乎在推崇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，例如，理性、宽容、善良、智慧、有趣。然而，这些东西我们至今并没有真正得到。王小波是对八十年代启蒙精神的深化，并更符合中国人对文化传统的反思和对现状的改变。王小波的小说，剑走偏锋，在形式、语言和表现手法上也有诸多创新，他的小说是去道德化的，也更推崇想象的作用与对权力的反思。他在小说文体上也进行了诸多试验。他是在一条长满荆棘的旷野独自开辟了一条荒野小路，虽然不是庄严辉煌，但别有一番风情。再者，从王小波的成长路径，文学资源和思想模式来说，都是比较另类的。比如说，王小波是九十年代中国传统的报纸传媒的宠儿，但在今天，这种独特的文学成名路径，已经面目全非，因为网络新媒体的兴起，让文学的表现形态也发生了变化。王小波的文学资源，也不是俄罗斯文学，甚至不是西方从卡夫卡、乔伊斯以来的现代主义潮流，而主要是一些讽刺的、另类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家，比如，马克·吐温、萧伯纳、卡尔维诺、杜拉斯等等。 
　　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文学史家重视王小波的作用，在洪子诚、陈思和、陈晓明等学者的相关文学史论述之中，我们都能看到有关王小波的正面表述。我不同意将文坛与王小波对立起来的倾向，对王小波的接受，虽然受到了压抑，也受到了弘扬。王小波之所以有今天的声望，是和很多专家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

　　黄平：我不想特别强调王小波的“异质性”，我一直觉得王小波就在中国文学的“内部”，他的写作也是先锋文学的一部分。王小波的文学回应的主题，和一些“主流”的作家是一样的。他的文学的“异质性”，也就是我认为超出主流作家的地方在于，王小波找到了更好的叙述方式来回应共同面对的主题，并且通过其卓越的叙述，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我们面对的问题。 
　　王小波的写作当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，这并不是因为他是当代的中国作家，“天然”地在文学史之中，而是因为他的写作比绝大多数同时代的作家更深刻地回应了“当代”问题。对于王小波的阐释，在今天有必要摆脱文学评论的状态，而是将王小波作品回置到历史语境之中予以理解。历史性地王小波研究，意味着形式结构与情感结构的互动，通过理解小说形式结构的奥秘来理解一个时代情感结构的奥秘。 
　　比如王小波小说形式核心要素的“反讽”，反讽不仅意味着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，更是意味着社会转型过程中边缘群体的美学表征。王小波的文学对应着一代“新人”的出现，如何摆脱虚无、犬儒、个体化、中产阶级等等标签，更为深刻地理解王小波背后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这是王小波研究未来的重要方向，其价值将溢出学科化的研究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没必要纠缠于王小波是否进入文学史、占据多大的篇幅，这些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。不是通过当代文学史理解王小波，而是换一种思路，通过王小波理解当代文学史，乃至于通过当代文学史理解当代中国。

　　4．王小波活着，能拿到诺贝尔奖吗？

　　房伟：我个人认为，王小波的小说气质，能非常好地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，又能形成民族文化批判基础上的继承，如果他活着，将会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。但是，这有一个前提，就是王小波在现有的文化语境之中获得重要话语资源，王小波的文学模式，能“对抗”西方规定的世界文学的格局。对这两点，我表示谨慎的悲观。

　　黄平：拿不到。王小波在我看来比很多诺奖得主的文学水平要高，但诺奖有自己的标准，诺奖有一种不一定是基于歧视的东方主义视角，莫言和王小波相比是更为符合诺奖口味的作家。八十年代的时候看重诺奖，是基于“走向世界”的焦虑，今天看重诺奖，既是媒体造势，也是对当下文学批评筛选机制的不满。这些原因固然有其合理性，但我们终究不必太看重诺奖。卡尔维诺没得过诺奖，莫迪亚诺是2014年诺奖得主，是否卡尔维诺不如莫迪亚诺？同样的道理，《暗店街》是诺奖作品，《万寿寺》不是，是否《万寿寺》没有《暗店街》重要？

　　5．王小波作品的最大特点是什么？他的文学有怎样的缺陷？

　　房伟：我想，就是极大的真诚吧，也就是俗话说的“不装”。一个作家，当他在成年之后，还在作品之中保持着赤子之心，也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文学的真相。王小波总是揭破那些庄严大义之下的利益嘴脸，给我们讲述个人内心反抗的故事。他的作品，元气丰沛，情感和思想的冲击力都很强。他信仰的，都是人性的朴素的欲望，比如，性爱、想像力、自由。而这种朴素，使得他躲避了宏大叙事造成的意识形态与个人的紧张关系，而专心营造出一个高蹈流走的精神境界。 
　　至于缺陷就是缺陷。不能因为他很优秀，就否定和忽视他有缺点。王小波的缺点在于，尚未形成圆融而稳定的文学表现形态。他的作品水平不一，语言也有拉杂拖沓的问题。他从理科思维出发，深入到文学的肌理，尚有很多路需要走。我个人认为，王小波依然是一个尚在发展之中的作家，他还有着发展潜力和余地。

　　黄平：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非专业读者，读王小波的作品都会觉得“轻松”，这种轻松之感我觉得隐藏着王小波作品最大的特点：王小波作品的魅力所在，在于治愈了读者面对当代史的负罪感。我觉得以下这条线索可以把握王小波作品的核心：面对历史创伤的反飒性写作，以反讽契合了“局外人”的虚无之感，以此达致特别的自由。 
　　关于缺陷，王小波杂文没有评价的这么高，他的杂文给人的感觉有点太光滑了，文字很好，但思想简单了一些。和鲁迅杂文相比较，这个缺陷尤其暴露。

　　6．你如何认识如今的王小波热？

　　房伟：俗话说，缺失引发焦虑。之所以有王小波热，还是来源自人们对当下文学的不满。但不可否认，王小波热已经成了一种消费的时尚与媒体宣泄不满的空间。应该对之有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。

　　黄平：一代青年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找到了契合自己情感结构的叙述。一个症候性的线索是，1997年王小波《时代三部曲》走红同时，周星驰《大话西游》开始风靡，这两部作品已经成为一代人的文化标志，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今日的文学秩序命名的经典。1997年，在英年早逝的王小波背后，隐藏着一个时代的秘密。

　　7．你认为王小波和王朔之间有何联系？

　　房伟：王朔的文学形态，属于市民俗文学的范畴，而王小波基本上是精英文学。二者虽然都对革命叙事抱有疏离反讽的态度，但王朔的文学价值形态，其实是在嬉笑怒骂之中隐藏着极深的控制欲和优越感。而这种东西，就来自《动物凶猛》式的大院子弟从红卫兵到小流氓的身份转变。王朔身上，依然有着很强的红色文化的影响，虽然这种影响常常是以负面的解构形态出现的。而从另一点上说，王朔的市民小说，比如《空中小姐》《过把瘾》等则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与市民化的道德判断色彩。而王小波的笔下，其主要人物都是非常个人主义化的，也是反道德制囿的。王朔主要以解构为主，而王小波则有着建构的主体性。可以说，王小波和王朔看着相似，但有着根本的不同。

　　黄平：同样面对中国1970年代以来的虚无化的精神处境而写作，但王朔的作品只是把握到了这种历史情绪，而王小波将其上升为艺术。

　　7．你怎么看待王小波小说的虚无与绝望？

　　房伟：虚无与绝望是王小波小说的底色之一，这不可否认，但这并不是全部，也不是王小波对中国语境最大的价值所在。他的反讽气质，我并不认为是一种虚无反讽，后现代的反讽。刘震云、余华等作家的作品，恰恰更接近这种气质。王小波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“启蒙复古性”。他曾在给李银河的信中说：“人真应该成为巨人”。他在启蒙色彩上，其实沟通了文艺复兴的很多气质，比如，强烈的社会介入感与影响力。《黄金时代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文本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知青小说或伤痕文学的题材。但它在九十年代出现，就是在市场经济转型的缝隙之中，通过对八十年代文学启蒙话题的“回望”，找到了另类的表现途径。由此，《黄金时代》反映的不仅是对文革或知青生活的反思，更是对整个的“革命”思维的反思。他是针锋相对地以个人自由主义，对革命叙事提出了强有力的反讽，并树立起自由、智慧这样看似己经过时的价值，王二虽然是一个失败者，边缘人，但绝不是冷静的旁观者，也不是一个萎糜的弱者，而是一个倾向于利用艺术的自由力量的捣蛋的“坏孩子”，更是一个内心充满了叛逆渴望的巨人。王二身上有着卢卡奇说的叙事参与的力量，给予了叙事强烈的主体性完整感。王小波塑造的主体性人物，恰恰是在巨人与坏孩子之间摇摆的。但他绝不是一个“零余者”，也不是阎连科式的狂欢化解构者。 
　　我们没有看到王小波的独特价值，也没有警惕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焦虑与意识形态的规定性。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之中，西方恰恰希望中国文学以虚无绝望的面孔出现，以符合以西方为主导的等级化的文学秩序——中国应自觉地居于文学的“边缘”。这也表现在文化价值上，无法树立主体性，无法找到克服虚无主义的力量。因此，王小波表面上看，推崇了很多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，但他又是牢牢地站着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上思考问题的。他的边缘性，有着极强的反抗性与中国的主体自在性。

　　黄平：我举个例子来讲吧，“诗意的世界”这句名言出自王小波《万寿寺》。王小波这里所谓的诗意，心灵的饥渴与智慧的探索只是表象，其讥渴的是另一个“我”，其探索的是另一种叙述，以此摆脱沉重的过去，追寻逃离的自由。如同克尔凯郭尔指出的，“反讽所追求的就是这种自由。它总是小心翼翼，唯恐有什么印象令它倾倒；只有当人如此逍遥自在之时，他才能诗意地生活，众所周知，反讽所提出的最高的要求就是人应该诗意地生活。” 
　　这种诗意背后，是无法捕捉的虚无。局外人就这样以反讽者的面目出现，超越历史，无限否定，安居于虚无之中。局外人同样批判现实，但反讽者没有志趣去构建一个新的理想国，反讽的个人不同于“我不相信”的个人，正如反讽不同于怀疑（怀疑也总在假定某种东西）。反讽真正的目的是想感受到自由。基于此，王小波的小说读起来有一种自由的快感，王小波的自由不是自由主义式的自由，而是脱历史的自由。无论右翼对于王小波的征用，还是左翼对于王小波的批判，都是一场历史的误会，王小波的文学是虚无的文学，与任何立场无关。“王二”不在历史之中，而是在历史之外。 
　　在王小波有的作品中，反讽的否定性逻辑维持着文本的所有细部，比如在叙述上臻于完美的《黄金时代》《万寿寺》，由于这种反讽的彻底性有一种绝望与寂灭之感；而在有的作品中，比如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，在反讽性的周密叙述中，存在着断裂的环节，这反而透露出一点超越的希望：并不是所有的理想都要转为讽喻，确实性的价值或许是存在的。当然在王小波作品中，对于“真的人”的追求往往落空，王小波的小说骨子里是很绝望的。

　　9．你认为，王小波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他的文学创作，哪一个成绩更突出？

　　房伟：我想，二者可能是相得益彰的。王小波思考的问题，有些目前变得好像越来越不是问题，比如，通过性爱展示对专制的反抗，但他表现的自由问题依然具有现实张力。而他在文学上的探索，其实还有待于文学界更好地继承。

　　黄平：自然是他的文学创作，我觉得二者差得太远。王小波文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比较简单，当下中国达到王小波自由主义思想水准的作家学者不知道凡几。我们千万要避免一种认识误区：一个作家仿佛掌握了自由主义思想，文学创作就变得不凡，这种思维方式是“文革”文艺的翻版。自由主义思想对于文学创作并不重要。王小波的研究长期被“自由主义”这个概念缠绕，一直在一种低水平状态下不断重复，二十年过去了，有必要走出来了。

　　10．王小波的传记资料的收集整理，对当下文坛有何意义？

　　房伟：传记资料的整理，从来都是作家经典化的重要一环。我希望能老老实实地整理一些东西，扎扎实实地将史料落实下来，以便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王小波的面貌，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从他的作品之中获得精神的启悟。黄平兄的王小波研究，特别是对于王小波作品版本变迁的研究，我认为就非常有意义。我虽然写了王小波的传记，但这块处理得少，但王小波的版本问题，其实反映了1990年代初期，各种文化权力（牵扯到两岸三地的复杂互动）的话语纠葛，黄平兄一直在认真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，这令人钦佩。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料问题，一直没有被很好地重视，虽然也有些社科立项，但总体做得影响小。其实，这里有着很广阔的大地，比如，黄平兄从史料角度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，辽宁大学张立群教授对海子接受版本的研究，都对当代文学建没大有裨益。

　　黄平：意义非常大，这几年王小波传记资料方面，最出色的工作是房伟《王小波传》的出版。尽管之前之后也有一些王小波传记，但都是蹭王小波热的通俗性作品，而房伟的工作使得今后的王小波研究有了一个确定的史料基础。王小波研究这一块是评论化倾向较为严重的，王小波逝世二十年来，其作品的写作时间、期刊发表、版本变化等文学史要素一直缺乏足够的考据。比如我问几个问题，《黄金时代》在出书前有几个公开发表的版本？《青铜时代》中的三部作品都是在哪一年完成的？很多评论者对此一团浆糊。王小波研究想要进一步推进，我觉得要摆脱评论化的状态，完成自身的学术化和学科化。

　　本文选自《文学》2017秋冬卷，陈思和，王德威主编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18年2月。